为切实提高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,远离信息网络犯罪陷阱,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因贪小而成为犯罪帮凶被追究刑事责任,11月1日,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发布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检察白皮书》(以下简称《白皮书》)。

　　据《白皮书》显示,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,该院共受理审查逮捕帮信案532件727人;审查起诉案件442件564人。案件数、人数整体呈上升态势,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:

　　犯罪主体向“三低人群”蔓延

　　随着网络黑灰产业链的延伸,信息网络犯罪分工不断细化,犯罪门槛也进一步降低,加之超高的收益,致使大量法律意识淡薄、社会经验不足的人群掉入犯罪陷阱。犯罪主体开始向低学历、低收入、低龄“三低人群”蔓延。

　　学历上看,初中学历者占比最高,约占46%;高中、中专学历者次之,约占20%。从年龄上看,20-29岁群体占比最高,约占51.5%;30-39岁群体次之,约占28%;20岁以下群体,约占7.2%。此外,一些在校学生、无业人员等低收入群体也易受金钱诱惑成为网络犯罪“工具人”。

　　网络犯罪团伙瞄准这类群体,在求职网站、社交平台、通讯群组等发布“兼职广告”招募人员办理银行卡、手机卡、U盾“三件套”;或是以包吃包住、支付数百元报酬为诱饵,引诱低收入群体将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手机卡、U盾“四件套”借给上家,短期使用后立即归还;还有的黑产团伙发布贷款广告,声称可以代办空壳公司并设立对公账户“走流水、刷征信”,从而帮助涉案人员办理银行贷款,而实际上却是将对公账户用于洗钱。

　　网络犯罪团伙分工日益细化,催生出为犯罪“引流”的群体。2018年10月起,邓某某雇佣他人冒充“某某财富网”客服人员,以微信推送方式向他人推荐“股票分析师”,以此赚取“推粉”提成,共计获利人民币80余万元。2019年3月,被害人胡某某、朱某某分别经邓某某等人微信推荐,添加“股票分析师”微信,后分别被诈骗人民币100余万元、40余万元。今年9月,经长宁区检察院提起公诉,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邓某某有期徒刑二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。

　　为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占绝大多数

　　绝大多数网络犯罪以非法牟利为目的,因此,资金的支付结算和变现成为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。在长宁区检察院所起诉的帮信案中,为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案件约占总数的95%。

　　因贪图蝇头小利而出卖、出租、出借个人信息办理证件、银行卡的群体通常被称为“卡农”。网络犯罪团伙为了隐身“幕后”,利用非法获取的他人身份信息及资金账户进行支付结算,“卡农”往往沦为洗钱“挡箭牌”。如在该院办理的“樱桃直播”系列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,王某某、张某某明知“樱桃”网络直播平台可能是在进行某种网络犯罪活动,仍为该平台提供实名认证的9个支付宝账户,帮助该平台进行资金收取、提现及转账等支付结算工作。2019年9月,经长宁区检察院提起公诉,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某某、张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。

　　网络犯罪的支付结算环节涉及支付渠道、跑分平台、卡商平台、电商平台、话费充值、地下钱庄等。犯罪分子常常以优厚的条件为诱饵,如高价收购或租用、帮助办理无息贷款或大额信用卡以及免费旅游等,引诱他人提供银行卡用于提供支付结算帮助。

　　同时,对公账户因“高额度、快流转”成不法分子“新宠”。一些行为人受高价诱惑向他人出售或出租自己的对公账户,还有一些涉案人员以注册公司及开设对公账户“刷流水”后可以办理贷款为由,明知可能会被用于犯罪,仍将所注册公司的证件、印章、账户资料、手机卡等打包免费提供给黑产团伙用于提供支付结算帮助。

　　另有约4%的帮信案系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,如明知他人可能在从事网络犯罪活动,仍为其提供通信服务或进行软件开发,以牟取不正常的高额服务费。

　　新型洗钱手段需引起关注

　　《白皮书》提示,利用电商平台、“跑分”平台、炒虚拟币等手段进行洗钱的现象需引起警惕。

　　因电商平台产品多元,交易量大,各类刷单行为难以完全查禁,易被犯罪分子利用进行洗钱。在周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,周某某明知他人可能实施网络犯罪活动,仍听从陌生上家的指示,收购30余家某电商平台店铺后,通过大量生成虚假订单进行刷单后再退款的方式,帮助网络赌博团伙接收、转移赌资,从中赚取高额手续费。今年4月,周某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。

　　此外,一些依托传统第三方支付平台、合作银行及其他服务商接口的“聚合支付”平台,因具有一定“去中心化”的特征,使得公安机关无法根据银行资金流向追查上游犯罪。如王某某等人在云服务器上搭建“跑分”平台(包含众鑫支付、八方支付、糯米支付共3个APP),其中,众鑫平台(负责码农)提供收款二维码,八方支付(负责卡农)提供银行卡转账,糯米支付负责对接“商户”(上游犯罪行为人),三个平台相对独立又相互协作地共同配合完成赃款转移,使得犯罪赃款“体外循环”,这给打击网络犯罪和反洗钱工作带来严峻挑战。长宁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,王某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非法经营罪,遂以处罚更重的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,获得法院判决支持。最终,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。

　　假借虚拟货币交易进行洗钱的新型犯罪手法也逐渐冒头。如童某某等十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,上游诈骗团伙使用犯罪所得购买虚拟币,再以不正常的交易价格、交易方式出售给从事虚拟币中介生意的童某某等人,所得钱款再打入“卡农”的银行账户中。此外还存在犯罪团伙以炒虚拟币为包装,实质在实施刷单钓鱼诈骗,同时借被害人银行卡转移犯罪所得。如颜某某通过兼职广告下载“滚滚币”APP,按照客服指示买卖所谓“滚滚币”以获取不正常的高额佣金返利,但事实上其账户被上游犯罪团伙用于转移电信诈骗非法所得。

　　流程重塑提质增效合力打击犯罪

　　为有效应对帮信案数量剧增,该院在搭建模型、制度创新、流程重塑等方面精准发力,推动办案提质增效。

　　该院建立办案“快车道”,设计“帮信十五问”讯问模板及“表单化”事实及证据归纳指引,从而有效把握证据审查重点与引导侦查方向。创新建立预审查制度,对存疑不捕后重新报捕等特定类型案件,要求公安机关在移送前提交新证据材料进行预审查,防止“带病”案件反复移送。对上游网络犯罪重点领域、重点人员和重点账户高度关注,做到上下游“两起案件”办理相辅相成,实现全链条打击。建立帮信案集中研判机制,定期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对批量案件逐一研判。充分利用“两微一端”等新媒体平台开展释法说理工作,促成全民法治观念养成。

　　为了形成网络犯罪整体打击格局,《白皮书》还提出建议:

　　一是立法机关应密切关注网络犯罪新动向,及时通过立法活动加强网络生态治理。司法机关也应密切关注法律实施情况,及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及发布典型案例。

　　二是政法部门主动与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情况分析和信息通报,就刑事政策、法律适用、证据标准等问题加强沟通协商,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介入引导侦查,提高打击犯罪力度和精度。建立多部门跨界联动的防范治理体系,密切与电信监管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金融管理部门等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,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,堵住“两卡”犯罪监管漏洞。

　　三是互联网平台、电信企业、金融机构等充分发挥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,构建防范为先、源头治理的网络犯罪防治体系。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健全交易监测和风险防控机制,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高危可疑账户、异常支付结算线索等。电信运营商强化开卡流程监测,建立代理商黑名单共享等机制。

　　《白皮书》还提醒社会公众时刻保持警惕,既不要落入信息网络犯罪的陷阱,也不要因轻信他人而不知不觉成为信息网络犯罪的“工具人”,更不要因贪图小利而成为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凶而沦为罪犯。